张益唐，华人数学家。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82年本科毕业；1982—1985年，师从著名数学家、北京大学潘承彪教授攻读硕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获博士学位。目前，在美国加州Santa Barbara 大学任教。2013年5月，张益唐在孪生素数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他证明了孪生素数猜想的一个弱化形式，在不依赖未经证明推论的前提下，发现存在无穷多个之差小于7000万的素数对，从而在解决孪生素数猜想这个重要问题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甚至有人认为其对学界的影响将超过陈景润的“1+2”证明。张益唐因此荣获2014年科尔数论奖。

          7月12号下午，记者有幸代表学生新闻社采访了这位来南科大访问的杰出数学家。运动鞋，普通的服饰，金框眼镜，平和的面容，张益唐教授是如此出人意料的平易近人。

数学是纯净的“桃花源”

喜欢宁静致远生活状态

          记者：成名之后您的生活和科研有发生什么变化么？

          张益唐：成名前后我的心态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如果可能的话，我宁愿继续原来那种宁静致远的生活状态。

          记者：研究成果发表前，您曾有一段默默无闻的沉寂岁月，甚至一度远离学术圈，而您在那段日子里依然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研究，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您呢？

          张益唐：没有什么特别的力量在支持着我，如果真要说有的话，那也仅仅是我对数学纯粹的热爱而已。

          记者：英国数学家哈代在《一个数学家的辩白》中说，“数学是所有艺术和科学中最简朴和最出世的。”这话似乎也是您“隐士”形象的写照，对吗？

          张益唐：“隐士”倒算不上（笑），数学对我来说更像内心的一片纯净的“桃花源”。

（旁注：的确，一头扎进数学的圣土中，便没有任何俗世可以影响张益唐，甚至曾有一次他的妹妹在网上发布寻人启事，称与哥哥失去联系。正是这份坚持与专注，让他在数学研究中不断深入，不断发现。）

          记者：您认为您对数学的这种痴迷与您的成长经历有关吗？

          张益唐：从小我就被数学深深吸引，像是一种冥冥中的指引，但同时我兴趣又尤其广泛。从生物、文学、到历史、音乐，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有独特的魅力。小时候没人教我，我受的影响应该是来源于小时候自己看的书，那时候是能拿到手的书我都喜欢看。像《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可以说是我的科学启蒙读物。还有一本印象很深的叫《征服病菌的道路》，书中描述了人类抗击黑死病的历程，抗生素的发明，显微镜的制造······我觉得这本科普书的确写的很好，就那么薄薄的一本，我甚至觉得可能的话应该再版（笑）。我尤其喜欢古典音乐。

（旁注：张益唐至今对音乐文学都保持浓厚的兴趣，甚至与一位音乐指挥家是挚友，关于孪生素数的猜想问题便是在这位音乐家的后院中散步时突发的灵感，这在一时成为美谈。）

          记者：听说您曾经用这样一首诗来描述自己，“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您是享受暮年诗赋动江关的状态的吗？

          张益唐：这是我在美国普林斯顿接受采访时应记者要求用一句诗来形容自己成名后的心情，其实杜甫写此诗除了对前人的追念外同时也是一种自比，我的确也是享受这种暮年诗赋动江关的感受的，我多少也是有一点凡人的虚荣心的（笑）。

（旁注：讲到诗词张益唐教授显得很有兴趣，当场便要考考记者能否背诵全诗，并与记者谈论另一首写昭君的咏怀古迹，张教授对古诗词确实是有一番见解。）

          记者：哈代曾说“数学比起其他学科来说都更应该是年轻人的游戏”，而您做出突破性的成果时已经是五十八岁了，您觉得呢？

          张益唐：我的心态其实还是非常年轻的，与外界保持适当的距离能够让我远离世故和诱惑，让我能对生活保持最初的敏感和热情。我也热爱运动，这让我保持生活的单纯与简单。

          记者：能把深奥的东西讲的通俗易懂是您的学术演讲的一大特色，有报道说您做的一些报告下至七八岁的小孩，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能听懂，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吗?是出于一种数学家特有的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思维吗？

          张益唐：要做的便是“替你的听众着想“，在准备时要从各方面考虑，从整体上的安排，到细节上的解释，同时要考虑到听众的实际情况。

（旁注：在美国教书时，张教授曾和学生同住，共同分享生活和学术的乐趣，甚至为学生做饭。张教授这种平实无华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勇于坚持自己兴趣所在

不因外界诱惑忘了初心

          记者：孪生素数猜想曾一度被认为是“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巧合的是，您正好“缺席”了那一次研讨，这是不是成了“一件好事”？

          张益唐：回想起来，内心没有障碍可能反而促进了问题的解决。我当时多少是有一点自信的。我只是在做我喜欢的事。一个人做一件事如果总是在患得患失的话，还不如从一开始就不做。

          记者：您会不会也有“偶像”？

          张益唐：以前有很多历史上的数学家就是我的偶像。两年前到英国牛津，见到数学家Andrew Wiles，他证明了著名的费马大定理。当时见到他我也是特别激动（笑）。其实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记者：您觉得要成为一个数学家，天分重要吗？

          张益唐：天分确实重要，但勤奋更是必不可缺的素质。对于我来说这二者都不可或缺。

          记者：您在数学研究中应该也会陷入数学问题的困境吧，这时候您会如何应对？

          张益唐：研究中百分之九十九走的都是弯路，这种弯路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没有什么所谓的“困境”，问题的出现只是学术研究中的常态而已，重要的是坚持做下去，此路不通便换一种思考方式，伟大的成就都是在一次次的“弯路”中诞生的。科学研究是有其内在的连续性的，数学研究除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外，更多的还是靠自己的探索。   

          记者：您如何看待如今许多数学专业的年轻人去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您对年轻人有何建议？

          张益唐：一个人有自我的追求这无可非议，如果真正喜欢一件事，就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兴趣，同时胆子要大，不要束缚自己，保持超越现状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不要因为外界的诱惑而忘了自己的初心，一颗平常心无论对学术还是对生活都很重要。

（旁注：张教授在生活中非常淡泊，时常告诫自己，“不要因为成名了就忘乎所以，”但在学术方面，他承认自己是有“野心”的。“这是我的志趣所在，我会坚持不懈地坚持下去。”）

中美教育模式应当相互借鉴

中国需要更多的“南科大”

          记者：在国内，衡量人才的方式通常是量化的，如论文总数量，论文影响因子等，而您在“数量”上恰恰是不占优势的。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张益唐：这种衡量人才的方法固然有其优势，但也存在诸多弊端，僵硬的衡量方式可能会限制年轻人的创造性。美国的方式可能更适合我。来自世俗舆论的压力多少会对人产生影响，反而在美国能得到更多的宽容和机会。

          记者：请您谈谈切身体会到的中美教育模式之间的差异。

          张益唐：中国孩子可能要面对更多的学业压力，家长和学校把分数看的太重，这对孩子的发展未必是好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对孩子甚至会有点“残酷”。我对这方面了解可能不够深入，但我更加希望，随着中国经济、教育的发展，对儿童的教育培养也能够更加全面。相比之下，美国更加鼓励小孩在学习生活社交各方面独立思考，而中国的孩子基础学科知识可能掌握会更加牢固。这两种教育方式各有利弊，如果中国能向美国借鉴一点会变得更好。

          记者：中国的学生在高中阶段成绩也许要超过美国的孩子，然而国内却很难出数学界的大师，您觉得症结何在？

          张益唐：也许就是因为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敢于怀疑的创造力。我们对学生质疑精神的鼓励还是太少。或许中国是迫切需要更多南科大这样能让学生自由创造的大学。同时从小学起就应当注重对小孩创造力的保护。

          与张益唐教授的对话，就像一次人生哲学的课堂，张教授对名利的淡泊，对知识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人生之简单的独特体悟都让人深思。

供稿： 学生新闻社

文字：李晓丹

摄影：赵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