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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榜样力量】深圳晚报 | 薛铮:为深圳建设“志愿者之城”贡献力量
2019年11月19日 专题 浏览量 :286 返回

来源:深圳晚报 本期采写:深圳晚报记者 唐文隽 实习生 张东燃

近日,深圳晚报记者采访了我校学生工作部部长、校团委书记薛铮。现转载全文如下:

薛铮1978年出生于陕西宝鸡。广东省和深圳市五星级义工,深圳市义工联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总干事,曾担任深圳援非志愿队队长。现任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委员、学生工作部部长、校团委书记、学工书院党总支书记。

以下为薛铮书记自述:

2003年,我加入深圳市义工联,注册成为深圳市义工,义工号是8881,从此开启了我十余年的义工服务人生。在这十余年,我帮扶过外省灾区,在深圳参加过众多志愿活动,也在非洲经历过长达一年的援建工作。伴随着这些,深圳的志愿者事业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从最初的学雷锋式的模式,到如今拥有专业化、社会化、常态化的工作机制,深圳在志愿者道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顺。“来了就是深圳人,来了就做志愿者”,作为 “志愿者之城”,深圳义工文化深入人心,已经成了全国一张响亮的名片。

 

那年我加入了市义工联,注册成为深圳市义工。我的义工号是8881,算是注册时间比较早的。

童年经历促成赴深之缘

我在陕西宝鸡长大,1985年,因父亲在深圳工作,我来深圳游玩。在深圳,我实现了许多第一次,第一次坐出租车,第一次看50多层的高楼。当时国贸大厦正在建设,楼一天天往上盖,这些都让我感受到深圳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我也因此对深圳充满好感。

2002年,我从广东工业大学毕业,接到三个工作邀约,分别在深圳、广州、珠海。经过深思熟虑,我选择来深圳。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市司法局做一名干警。第一天上班报到,从公车上下来,满眼荒草(原梅林二线关),我随手拦了辆摩托车,告诉对方我要去深圳市司法局一个下属单位。结果司机载着我就往草丛里钻,吓得我从摩托车上一跃而下,质问司机怎么把我往荒草地里带。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单位就在那片草丛后。

志愿者缘起:从参与到加入

2003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深圳市委员会选调工作人员,因想换个环境,我应聘转到了团市委的学校部,主要负责全市学校的共青团和少先队工作。当时团市委跟深圳义务工作者联合会在同一栋楼里办公,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也因此接触到义工活动。

我第一次做义工是因为丛飞。当时丛飞要到监狱做慰问演出,演出前,义工伙伴找到我,问我是否能跟丛飞一起去,我在市司法局待过,对这方面比较了解,于是我欣然应允。那是我做的第一场志愿者活动。

后来我还参与了一些志愿者活动,比如跟随义工志愿服务队去劳教所进行帮教、在仲裁大厅开设咨询点,为不懂法律的外来建设者做法律咨询等。慢慢的,我开始喜欢上做义工,所以那年我加入了市义工联,注册成为深圳市义工。我的义工号是8881,算是注册时间比较早的。

2008年汶川地震,我们响应深圳市对口援建的号召组队支援,对口扶持甘肃陇南。陇南的房子多是以土木结构为主的,甚至还有些土坯房,所以受灾非常严重。我们当时做了一系列帮扶活动,比如接重灾区的一些家庭的孩子来深圳,组织深圳大学生去陇南进行支教活动等。

 

大家到非洲自然而然涌现出对祖国的归属感,因为在当地,中国人很受尊敬。

20名志愿者共赴西非

2009年,” 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 “2009深圳 · 多哥项目实施,吸引了150多名高校毕业生、在职人员、” 海归 ” 踊跃报名。经过笔试、面试、体检等多轮严格选拔,最终确定的20名赴多哥志愿者来自深圳的不同领域,包括8名通讯专业人员、8名体育教练、2名中文教师和2名中医医生。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39岁,最小的24岁,我也参与其中,并出任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我们去的志愿者岗位分为信息化、体育教育、语言教育、大学教育和医疗卫生。20个志愿者,每个岗位大概两到三个人,分为两组,一组在多哥卡拉市,一组在多哥首都洛美市,我是在洛美。人数和援助方向都是根据多哥提出的需要招募的。

我负责的工作是信息化,更专业的由一位中国移动的职员和一位深航电子信息的技师负责。我们主要帮他们组建办公的网络,解决计算机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帮助他们提高办公信息化的程度。

应对文化冲击与恶劣条件

西非多哥是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环境非常恶劣,平均寿命较低,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是疟疾和艾滋病、白血病。

薛铮与非洲村落的小孩合照

我去的洛美市便是如此。洛美虽然是多哥首都,但基础设施比较差。雨季天天下雨,几乎没有一条路是平的。为了应对雨季,每次下雨志愿者都要在门口挖土填坑,否则无法出门。

文化差异也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有一个志愿者在街上需要扔纸屑,满城市找不到一个垃圾桶,最后没办法,看到某个角落有一小堆垃圾,就放在那儿了。结果这一行为被一个非洲朋友看到,把那名志愿者批评了好久。扔垃圾不可以,但随便便溺可以。在当地街上,我们随时能看到有人在随地大小便。这种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对我们冲击很大,所以我们在做志愿服务时会很小心,害怕触碰到他们敏感的点。

我们后来才知道,由于城市没有污水处理系统,当地老百姓在家里上厕所,需要挖一个排污坑,将抽水马桶里的污水排入坑内。待污水满了,他们得租一辆很贵的抽污水的车,将污水抽干净后继续使用。而对于当地居民而言,这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当地医疗条件也比较差。医院只负责治病,药和医疗器械是其他公司负责,医药分离。手术前,医生会给病人开一个清单,列出做手术和治疗需要的所有东西,病人则对照清单去购买。很多人没钱,往往在攒钱中就因病情恶化而无法医治了。多哥几乎没有工业,所以大部分工业物资都是进口的,相对较贵,看病是当地居民其中一项重大开支。

我们驻地有个非洲工人,一次他家里孩子得了疟疾,买不起药,正好我们有备用药,就直接送给他的孩子用了。他留着眼泪用法语反复跟我说,如果不是我们,他孩子肯定没钱医治。

在不同的志愿文化中实现志愿服务价值

我们国家的对外援建工作有些是项目型,比如网络搭建,我们离开之后网络还在,只要教会他们怎么用就行。有些是接力型,比如孔子学院,我们这一批离开,后面也会陆续派人过去。有些项目,比如散打,我们去培训了一批散打队员,他们当时在非洲锦标赛拿了好多个奖,退役后就当教练,自己传帮带。有些学汉语的,后来就到北京或者当地中国公司工作了。

薛铮走访非洲村落

医疗方面,我们不仅是治病,更是传播中医文化。非洲人有个特点,搬运东西时用头顶,三四十岁颈椎病就很厉害。刚开始我们带了1000根银针,免费针灸治疗,但没人敢试,直到有一个人忍受不了病痛试了一下,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大受欢迎。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找我们,我们后续又从深圳快递了2万根银针过去,很快就用完了。

各国之间的志愿服务形态差别也很大。我们碰到过法国、韩国、美国的志愿者,有些是“旅游式”志愿者服务、有些是“体验式”服务、有些是专项服务,各有特点。我们与他们有着比较大的区别,我们通过意见征求,受援助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招募什么样的志愿者服务。志愿者服务形态跟国家文化关系很大,中国志愿者服务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某些情况下,我们国家组织志愿服务的动员方式、对接方式效率相对比较高。

我觉得做志愿者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方式。我们在那边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最后回来时,志愿者全都入党了,包括参加服务的留学生。大家到非洲自然而然涌现出对祖国的归属感,因为在当地,中国人很受尊敬,他们的医院全是中国人建的。同时,西非跟中国相比,无论是治安、稳定程度、繁荣程度,还是医疗环境、卫生条件设施,都有着很大的差距。

 

志愿者的注册数量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家参与度高了,也逐渐对志愿者组织有了了解和认同。

深圳的志愿者历史从一部电话说起

从多哥回来后,2010年,我调到团市委权益部,负责志愿者工作。后来团市委又把志愿者工作从权益部中分割出来,单独设立志愿者部。

深圳志愿者所谓的“常态化、社会化、组织化”是指用非稳定的志愿者人力资源解决稳定的社会需求的问题。组织化的保障就是开发志愿者岗位,为公益事业做背书,社会化动员是为公益岗位组织了志愿者力量。

深圳志愿者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深圳志愿者起源于一条热线电话服务。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祖国各地的热血青年来深创业就业,远离家乡,无依无靠,除了工作其他精神文化生活匮乏,遇到困难束手无策。面对这些问题,团市委于1989年9月20日组织了19名热心人士组成义工队伍,开通“关心,从聆听开始”青少年服务热线电话,为遇到困难的来深创业者提供帮助。1990年4月23日,由46名义工组成的市义工联在民政局注册成立,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义工团体。

第二个阶段是2005年《深圳市义工条例》的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内地第一部以义工服务为内容的法规。条例出来后,权责更加清晰,比如志愿服务中,主管部门是谁,什么人才能参加志愿者,志愿者的权益怎么保障,这些都用法律的形式进行了确认。通过法律让志愿者工作更规范,这是志愿者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志愿者之城”道路越走越宽

第三个里程碑是2011年,深圳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下简称“大运会”)。这是深圳第一次承接世界性的体育盛会,全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来到深圳,需要大量的城市服务。我们当时动员了100万的志愿者,去完成城市中很多基础建设的测试,最后实现了极低的差错率。整个城市对志愿者的印象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大运会之前,全市的注册志愿者只有一二十万,大运会之后就迅速壮大到100万了。志愿者的注册数量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家参与度高了,也逐渐对志愿者组织有了了解和认同。

2011年之后,深圳留下了许多大运会志愿者工作的文化,比如U站。大运会时我们在城市里面布了58个U站,主要分布在大运会的赛事、物流中心、交通枢纽中心。如今U站已经有100多个,且成为一个文化标志,只要有U站的地方,就是志愿者服务常设的岗位。类似这样的东西留下了不少,像现在很多场馆里还保留着一些志愿者的标识和标志,形成了志愿者的文化产品、管理制度等。

2012年,深圳在全国率先推出《深圳市“志愿者之城”建设目标指引》,目标指引从社会参与、志愿组织、社区服务等6个方面20项目标,为深圳勾勒了“志愿者之城”的建设蓝图。

至此,深圳市“志愿者之城”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顺畅。

 

深圳最大的魅力是让人没有陌生感,无论你是在这住了10年、8年,还是刚来了10天、20天。

打造一所不一样的大学

2015年,我调到南方科技大学(下简称“南科大”)任团委书记兼学工部部长。南科大是一所书院制大学。“书院”是南科大全面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以学生公寓为核心,若干栋公寓楼及相关的配套设施组成一个书院,各书院有自己的名字、文化、传统、活动和非正式的教育课程、辅导咨询、兴趣社团。

在本科教学方面,南科大采取“1+3”或“2+2”培养模式,即大学第一个或前两个学年不分专业,实行通识教学,强化学科基础和人文知识。从第二或第三学年开始,学生可选择主修专业。学校实行学工、团委、书院“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学校提出“做精”书院,让书院回归育人本位,发挥教育和思想引领的职能。

南科大在尝试一种个性化的教育方式,好处是把更多的自主权给了学生,当然也有不足。南科大与中国传统大学教育方式相比各有特色,但我们想做一个不一样的大学,这种差异性可能要通过10年、20年,甚至30年后才能看出来。但我们坚信我们的教育理念更符合现代科技大学培养人才要求。

日新月异的深圳

从2002年到2019年,这个城市的变化太快了。我2012年第一次看见南科大时,这片地方还是黄土地,只有孤零零的一栋楼。2015年进入这里,我不敢相信,那时已经是一个美丽的校园了。深圳的变化跟南科大一样,日新月异。

深圳最大的魅力是让人没有陌生感,无论你是在这住了10年、8年,还是刚来了10天、20天。生活在深圳很自然、很舒服。

深圳很年轻,也充满着希望。作为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大都市,它的发展动力很强,市场敏锐度也非常高。许多学者都认为深圳是中国的 ” 硅谷 “,因为深圳是最具有硅谷气质的一个城市。在深圳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只要敢想,就能做。

 

深圳晚报记者:唐文隽 实习生 张东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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