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 | 专访科学家张明杰:教育的目的
2020年10月08日 媒体聚焦 浏览量 :1375

081602158128274071.png张明杰接受专访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明杰接受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栏目专访,结合自己的经历畅谈教育的目的。他也是即将到任的南科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采访摘要如下:(田川为主持人)


读研三个月,突然退学了

张明杰,神经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科学院创院院士。今年是他在港科大工作的第二十五年,也是最后一年,明年他将前往南方科技大学任教。二十五年来,他除了是科学家外,还有一个重要角色,便是老师。

田川:您说我们的国力变强了,但教育的目的没有变得更好,那个目的您指的是什么?

张明杰:我觉得这个世界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变得美丽。如果我们只有一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都像一个人,对每个人不利,对社会发展也不利。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每一个人的人格,培养有独立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人。

张明杰是资深的教育工作者。读书时多年的留学经验,以及工作后长达二十五年的教育经验,让他对中西方教育的差别深有体会。

田川:在您的认知中,东西方教育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张明杰:东方人相对来说比较注重传授知识跟技能,反映在教育里,就是以考试来衡量一个学生好与不好。考试往往是有标准答案的,一旦有了标准答案,那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法,都是在为了这个标准答案跟分数去努力,培养学生的方法也都是怎么把考试考得更好。西方教育注重的,首先是培养一个学生喜欢上学习,第二是培养他们对知识获得的能力,跟运用知识的能力。 

111.png张明杰指导学生工作(右二为张明杰)

1984年张明杰从农村考到上海,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后他被保送到大名鼎鼎的,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在六十年代,上海生化所因为参与合成人工牛胰岛素而世界闻名。但即便进入了中国最顶尖的研究所,张明杰却并不满足于此。仅读了三个月,他就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退学,尝试出国。

张明杰:我是满怀希望进到上海生化所的,但做生命科学是很花钱的,当时中国的科研力量跟世界比还是蛮落后的。我觉得如果继续读下去,会和自己当初期望的结果有蛮大差别。所以我觉得不能这样下去,必须得给自己一个机会。

田川:您从何判断自己看到的东西,和期望的东西会有很大落差呢?

张明杰:上海生化所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所,它订阅了很多国际上最新的杂志。我们可以在图书馆读到最新发表的论文,然后就会知道别人在做什么研究、是怎么做的,看完后觉得当时中国和世界还是有蛮大差距的。

从中国最好的研究所退学,对于一个农村家庭出身的孩子来说,并不容易。那个年代读研中途退学需要赔付国家培养费。张明杰从农村老家东拼西凑了900元,才得以退学成功。

田川:900块钱,在那个年代应该是很大的一笔钱。

张明杰:对,现在回想起来,无可否认退学是一个很鲁莽的决定。

田川:您在做退学决定时,有去征求谁的意见吗?

张明杰:唯一问的一个人是我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太太。我对她说我要退学,原因除了当时国外科研力量比较好外,另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就是,如果读得再久一点,我就更赔不起国家培养费了,那就完全不可能退学了。

田川:当时您夫人的态度是什么?

张明杰:也许她那时对我有一点信心吧,觉得我去留学应该能做成。所以我就退学了,然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参加考试。做一件事,把自己放到绝路上,没有退路你也就干了。回想当时,如果没收到录取通知书,我就完蛋了。因为我家的经济条件不可能允许我再等一年,所以申请学校的同时,我也在农村的乡镇企业找好了一份工作。因为总归得生活下去,如果5月份还没收到通知,我就去上班了。

田川:父亲反对过您退学的决定吗?

张明杰:我父亲从没为此劝过我或反对我,自从我考上大学后,我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已经出去看了天下,知道的比我多,所以你们做的决定一定是对的。”我真的觉得他能这样想实在太不容易了。

222.png张明杰八兄弟与父亲合影(右四张明杰父亲、右一张明杰)

张明杰1966年出生,是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除了父亲的言传身教,从小他体验过的教育更多的是漫无目的的玩耍。

田川:您在农村的学习环境是怎样的?

张明杰:我一直开玩笑说我没读过小学。那时我觉得去学校就是好玩,拿个铁圈、做个泥巴车就可以玩了。但在农村,小孩子还需要干活,都蛮辛苦的。但这个经历教会我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如果你真正吃过苦,那在以后的工作中,无论碰到何种艰难情况,你都能扛过来。

田川:您小时干农活苦到什么程度?

张明杰:10岁去收割水稻,一整天都弯着腰,等站起来,腰根本直不起来,而且满腿都是蚂蝗。还是不回忆好一点。

田川:但想要非常用功读书的意识来自于哪儿呢?

张明杰:来自于我的父亲,他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人。我爸读过一年私塾,后来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就没再继续了。所以在我们小的时候,他经常跟我们讲,要是他能多识点字就好了,这样就可以看更多的东西。如果他的儿子能读书,再辛苦他都要想办法支持下去。读书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如果我能读书,能考上大学,我就不再是农民了。

888.png

张明杰在农村放牛

退学半年后,1989年5月,张明杰收到了国外学校的录取通知,在申请到奖学金后,他带着30美元,踏上了异国求学之路。

到了加拿大,他选择了生物化学专业。在那里六年时间,他从研究生念到博士后,这也让他见识到了国外和中国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以及专业领域最先进的科研思维。

张明杰:我读博士生的时候,有一个叫Jerry的老师。他从不会像教小学生一样告诉你做这个或那个,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和一些分析。他经常鼓励我去问很重要的问题。

田川:比如他会跟你说什么?

张明杰:他帮助我如何在自己的研究生涯上去寻找问题。他说你以前训练的是生物化学,你现在想做神经科学的问题,那你就得想想,怎么把这两个方向的强处给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是,我该怎么对待年轻的科学家,包括我的学生、我的年轻的同事等等。

田川:应该怎么面对他们呢?

张明杰:毫无保留的去跟他们分享。但分享的时候,不可以让别人觉得你是在把你的想法强加给他们。要跟学生进行交流、分享、探讨,最后一起得出来一个很好的想法。最重要的是让学生体验到,这不是老师给他们的想法,而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做老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把学生、年轻人的能力发挥出来。

777.png张明杰与恩师Jerry及其夫人合影(右一张明杰、左二恩师Jerry、左三恩师Jerry的夫人)

 

留学,有必要

1995年,因为出色的科研能力,张明杰受邀来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读书时多年的留学经验,以及工作后长达二十五年的教育经验,让他对中西方教育的差别深有体会。

田川:来港科大后,在课堂上有没有发生过让你记忆犹新的事情?

张明杰:有。刚来香港科技大学的时候,我被要求教我们一年级最核心的一个课程。我很紧张,认真准备了很多内容。上课时,眉飞色舞的讲了很多。讲完后,学生过来跟我说:“张教授,我们听不明白。”我一个同事也告诉我,学生抱怨我教的东西太多、太快、太难了。听完后我突然发现,我只为我自己的课在考虑,没有为学生考虑。这也是我作为老师被上的第一堂课,它提醒我要记得,我上课的目的是希望坐在下面的学生,能明白我想要他们学什么、怎么学。

666.png

张明杰博士毕业时与导师Vogel教授合影

因为自己的教育经历,张明杰深知老师和教育环境对一个人好奇心和创造力的培养,是多么重要。除了上课,更多时间他要带着学生在课堂之外做科研。不管在哪里,他都尽可能让学生们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

张明杰: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必须遵循一个原则——研究面前,人人平等。这很重要。有时我有个想法,他们也有个想法,结果他们对了我错了,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你必须得尊重什么是对的,什么错的。如果你对研究团队里的人很凶,学生怕老师,那麻烦就出来了,因为这会压抑他们的创造性。

田川:作为一个老师,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开启每一个人的可能性呢?

张明杰:知识只是教育很小的一部分。清楚知识的来源,以及你为什么要学知识非常重要。学了知识以后,你对它有了更深的认识,发现里面原来这么好玩。如果有机会再往下问它的起源、根源、原因,发现原来我们还都不知道。那也许就会有人说,我可以想想看怎么把这些原因给找出来,这样就会让人觉得学习是一间很好玩的事情。很多时候你需要给学生打开一道缝,之后开放的天地可以是非常广阔的。但如果你永远都不把他们引过去,那就没机会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那边还有一片未知的天地。

张明杰有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大儿子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经济学教授,小儿子在美国一家知名网络科技公司当大数据工程师。对于教育目的的思考,在陪伴儿子成长的过程中,张明杰也偶尔会得到启发。

张明杰:有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有一次,我小儿子做一道有蛮长演算的数学题。中间有个数应该是6,他自己也知道是6,但因为他写字比较潦草一点,很容易写错6和0,所以做到后面他就把6看成0了。他很沮丧的跟我说都搞混了。几天后他很开心的告诉我“爸爸,我几乎没有丢分。”我问为什么,他说老师对他说“整个过程看下来,我知道你是对的,你的思维方式是对的。”这个事让我感触很大,按咱们传统的教育方法,因为结果不对,这道题肯定大部分分就丢了。但你其实明显知道,这个学生他对知识是懂的。其实分数只是一部分,但事情对小孩子的影响可能是很深远的。

田川:还有类似让您有感触的事情吗?

张明杰:比如我高中考试时,需要把公式记得滚瓜烂熟,否则就很难考试。但我儿子考试时,老师会把今天考试可能会用到的公式,全打在试卷的第一张纸上,他全部给你了。

田川:所以就不需要去背那些已经成型的硬性的东西,而是看你要怎样灵活的运用它。

张明杰:对,学习知识最重要的是学完后会用。没有一个教育体系是完善的,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把东西方教育方法的好处尽量揉起来。东方教育在打基础这面我觉得很好,但反来就希望少为了从95分到98分,在小孩子身上花力气。如果把这些时间、精力拿出来,让他们去寻求知识的来源、知识的应用,对他们成长的价值要大很多。

6666.png张明杰与家人合影(右一长子、右三张明杰夫人、右四次子)

田川:现在全球疫情,对海外留学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想请教您的意见,现在还有没有必要出国留学?

张明杰:我觉得留学是必须的。教育不只是学多少知识的问题,你只有到别人的社会文化里,才能真正了解人家的文化。第二,年轻人也是我们自己文化的使者,去留学可以让别人了解我们的文化。疫情也好,政治气候也好,我现在其实非常担忧世界的走向,交流可能是缓和一下当下境况最重要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出去交流。从研究角度来说,留学也是必须的。我们现在的硬件是好了,钱也变多了,但我们的研究历史太短了。牛津的研究历史将近1000年,哈佛有300多年,它们所积累、沉淀的东西,不是我们在网上上一下课就能学到的。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跟别人学,其中留学是非常有用的一个途径。是会遇到困难,但困难总归是可以克服的。绝对不能关门,对咱们国家不好,对世界不好。

田川:所有的冲突都是在不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

张明杰:对。

张明杰从事神经生物学研究。简单点儿说,他在研究大脑如何工作。他的科研成果,为理解及治疗抑郁症、自闭症等疾病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进展。今年是张明杰在香港科技大学工作的第25年,也是最后一年。明年他将前往南方科技大学任教,将自己多年的科研和教育经验带回内地。

张明杰:我希望每个做教育行业的人都思考一下,教育者对年轻人的影响可能是一生的。每个家庭的小孩都非常宝贵,如果在座的是自己的儿子、女儿,我们会怎么教?


报道链接(含专访视频):https://mp.weixin.qq.com/s/znokbVi4arMmItbzjLcytw




最新动态
热点阅读
查看更多